此案发生在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母丘俭，今山西闻喜人，字仲恭，曾经担任荆州、幽州刺史，转任镇南将军。当时司马师继承父亲司马懿担任魏国的大将军，专擅国政，废除魏帝曹芳，改立曹髦(即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母五俭与前将军文钦谋划讨伐司马师来复兴魏国，第二年，兵败被杀。这次起兵也被定为大逆。
按照当时魏国的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要株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母丘俭起兵失败后，他的儿子母丘甸娶的妻专荀氏是大臣荀的族妹，而荀又与司马师联姻，便由荀上表于高贵乡公，请求宽恕荀氏的性命。高贵乡公下诏让荀氏与母丘氏离婚，从而使荀氏得以不死。母丘甸的妻专荀氏免除一死后，荀氏还有一个女儿母丘芝，为颍川太守刘专元妻，按照这一条律文也应该连作被处死，当时因为正怀孕，被关押在廷尉狱中。荀氏爱自己的女儿，想救女儿的性命，就上诉于司隶校尉何曾，请求没己身为官婢，以赎回自己的女儿母丘芝的性命。
何曾可怜她，就命司录主薄程咸上书评议说:“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人设置司寇制定法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情况不同刑罚也不同。甫侯制定《吕刑》规定: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然而遇上衰乱的时代，刑罚就变化很多。秦朝就规定了很多残酷的刑罚，汉朝又对秦朝的刑罚进行了修改。而魏国延续了秦汉刑罚的弊端，还没有来得及改革这种因为犯罪而株连到已经出嫁女儿的法律制度。原先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使坏人的整个家族全部绝灭。可是法律可贵的地方在于符合中道，刑罚一定要注意不要逾越制度。我认为女人有三从的礼仪，也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专，从来没有女人自作主张的道理。女专出嫁到夫家以后，已经与原先在家时不同了，即便她回家给父母服丧，也要减轻她的服制，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女子完成到夫家应有的礼节后，她与娘家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在娘家时的那种亲密关系了。然而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父母如果有罪，要牵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而丈夫的亲族因罪被杀，女专也要随从受到杀戮。一个女专，既要随从夫家受到刑罚，也要随从娘家受到刑罚，内外受刑，一身要承担两家的刑罚。按道理说，女子出嫁后就成为异姓的妻专，如果生了小孩，就成为他族的母亲。犯人犯罪，怎么会去勾结已经出嫁的妇女呢?如今株连已经出嫁之女的作法完全是忽略了犯罪人的意图，而过分处理杀戮了无罪的受到牵连的家属。这种作法从防止犯罪的角度说并不能惩罚犯罪的源泉，从感情上则伤害考专的心。我讲这些道理，并非仅仅同情女专的可怜，而是要说明法律本来应该如何规定。我认为没有出嫁的女子，应当随从父母而受诛。而已经出嫁的妇女则随从丈夫家而受诛。应该修改原先的法律规定，将这作为制度规定下来。”于是皇帝下令改变了法律。
但是这次改革持续的时间不长，到司马家族夺取曹魏的政权以后，将夷三族适用于谋反等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如张弘诬告谋反，被夷三族。对于曹魏时期夷三族之刑不适用于已经出嫁之女的规定，西晋基本沿用，但谋反罪例外。《晋书·刑法志》说:“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谋反重罪，已出之女也不能免除。如司马伦当政时期，孙秀诬潘岳谋反，潘岳的母亲、兄、兄弟之专、已出之女，无长幼一同被害。但到了晋惠帝永康元年，雍州刺史解系和他的弟弟御史中丞解结因受到诬陷被杀，解系、解结的妻子儿女也都从诛，解结的女儿，已经许配给裴家，第二天就要出嫁，裴氏打算认其为裴氏妇，以保金其生命，但解结的女儿不从，说:“我家既已破亡，我还有什么心思活下去呢?”于是被杀。后来朝廷得知此事，讨论决定修改法律，从此女儿不再连作，不论已出嫁还是没有出嫁，三族之刑不再连坐妇女就是从此开始的。因此西晋时三族刑比起曹魏时期有有所进步，连坐范围仅限于男子。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书·刑法志》母丘甸妻女应从诛被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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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法学院通讯社 编辑:俞焯升 审稿:曹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