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明朝对云南土司奖惩制度研究
云南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民族众多等特点，明承元制，大量设置土司，“为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之冠”。同时，云南也是明代土司制度的“主要施行区”。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因地制宜的特殊政治制度，兼具国家治理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云南的土司制度进行了持续性和长期性的研究，现有研究集中于明代云南土司的制度嬗变、文化认同、中央王朝与地方土司的互动关系等方面，其中法学逐渐渗透土司研究中。下面笔者将从法律治理角度探讨云南土司奖惩制度内容与特点。
一、明云南土司，设置与治策
据《明史·地理七》载：“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
然《明史》对云南土司数量的记载遗漏较多，且只限于土府州及长官司以上各职，其缘由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时改时废，有的改设后就没有记载下文，因而云南境内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
云南土司数量之多、地域之广，使得明王朝对当地土司的管理面临极大挑战。明代将土司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的职官管理体系中，便于“股掌易运”,以供“驱调”。同时，也便于中央王朝制定奖惩规定，推行适用国家法。
明军在进攻云南之前，太祖曾多次招谕云南各族土酋势力。太祖命王祎与苏成一同前去云南招谕，首先谕示，意指明朝政权建立顺应天命，契合人心，取得具有合法性，其次告诫云南诸夷应认清时势，“入贡称臣”,最后提及朝廷旨意被阻挡，明廷将再次遣使招谕。
然而这次招谕却以王祎被害为结果，太祖却未因此进军云南，而是提出各族土酋若能入贡称臣，许诺丰厚条件。
太祖招谕的目的是期望采取平和的手段，给予各族土酋丰厚的赏赐，使其既归附明朝统治，又能继续有序的管理本地，然这些土酋自恃云南偏远，自身有一定势力，并不愿意接受。由此，势必引起明朝的军事施压。大明进军云南，梁王遂败自杀，段氏迁至北方安置，各部土酋相继归附。
然而明朝统治根基稍弱，一些土司虽慑于明军之威，但若有可乘之机便叛乱。明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花费很大气力才最终平定了云南与贵州。明统治者借鉴元朝土官制度，实施顺而抚之政策。明初，为了迅速平复云南，太祖要求土酋入朝,却引起各土酋惶恐不安，遂改为就地安抚，若有率土归附者，则授之原职，继续管理本地。
对云南土司的治理，明朝以“扶绥得人，恩威兼济”为方策。一方面不惜破格优待地方势力较大的各族酋长，如商胜首先归附，特授中顺大夫，改为武定军民府，以胜署府,如此破格任命女性为知府，以招徕各族酋长归附。另一方面，明朝对于“拒王命”的土司出兵镇压，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的土司叛服无常。可见，明朝逐渐加强对云南土司地区的治理，国家法在土司地区渗透、适用。
二、明王朝土司，奖励与惩罚
明廷十分重视土司朝贡。明初，归附的土司携方物进京朝拜，以示恭顺。朝贡成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政治联络，统治者借助朝贡掌控土司的动向，并将此作为土司是否忠顺朝廷的表现。若土司不进贡，招致君王猜疑，轻则朝廷问谕，重则兴兵讨之。
如长河西土司归附明朝后，却失朝贡,太祖怒，命礼官前去谕问，长河西土司惧怕，遂遣使入贡谢罪,太祖赦免其罪，此后修贡不绝。土司通过朝贡，向中央王朝靠拢，同时增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感。
明代云南土司朝贡主要有年例朝贡、请职朝贡、谢恩朝贡、庆贺朝贡。年例朝贡三年一次，须于本年十二月到京，凡到京过期，减半给赏。请职朝贡指一些原元代的土司向明廷表示忠心，及时献贡，请求封赏相应职位。
庆贺朝贡是指明朝举天同庆的日子，如立太子，万寿节等，土司便遣派使者进贡庆贺，明朝规定：“凡庆贺，贵州差来舍人，赏钞五十锭彩段二表里；把事钞十五锭，彩段一表里”。
明廷根据使者的身份高低，回赐各不同，若土司亲自进贡则按例给赐。明廷对土司朝贡的赏赐规格有明确规定。据《大明会典》记载，土司进贡马匹到京，明廷以土司品秩高低，赐钞和彩缎，并照数递减。三品、四品土司进贡马匹，回赐钞一百锭彩段三表里。
五品土司回赐钞八十锭彩段三表里,六品、七品土司回赐钞六十锭彩段二表里,八品、九品土司回赐五十锭彩段一表里。若土司进贡平常方物或一二匹马，则止照杂职例赏。此外，以蛮征蛮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惯用手段，明朝也不例外。凡征蛮，明廷必征调夷人为其所用，对“从征有功”、捉拿叛乱者、擒捕盗贼之人给予提职与嘉奖。
明初，规定：“土官有功，无升例”
有功土司可获得物质奖赏，却不能升品级，且土司获得的封赏只限于本人享受。但随着土司力量在平定西南叛乱中逐渐增强，为激发土司听调的积极性，废除对土司只赏不升的规定。对土司的升赏，虽规定参照地方晋升条例，但有限制性规定，土司虽有流官职衔，却无实权，升三级后而止。如此，更加具体法律适用情形，使云南土司的军功奖励有法可依。
如木邦军民宣慰使罕盖法服从明廷征调，于麓川之战中英宗嘉奖其功，加授罕盖法怀远将军，并赉以金带、彩带。升赏之制的确立，提高了土司征调的积极性。而后明廷为争取土司力量肃清地方蕃贼、苗蛮叛乱，将立功获赏范围扩大到未成年男性与妇女。
另外，对于土司反逆等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罪行，一概加以严惩。明代法律将谋逆视为“罪大恶极”之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并扩大株连范围，土司犯谋逆之罪也不例外。滇中大乱，明廷出兵讨伐。安、凤被俘，因二人系首恶，煽动部下叛乱，定谋逆罪，处以“枭示”,并没收家产，其家属“戍边”。同时，为嘉奖捕获谋逆者，明代法律变通规定，应袭土司除给予犒赏。
三、明朝云南土司，奖惩制度特点
元朝，将土司纳入国家职官体系，其行为受国家法约束，然土司因身份特殊，元朝法律对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略有变通之处。土司违反国家统治秩序的行为受刑事法律制裁，反叛行为是认定犯罪的主要依据。如至正年间麓川土司死可伐叛乱，割据一方，朝廷累次招谕，仍执迷负抗，元廷以叛贼死可伐触犯罪名，出兵讨之，并规定除首犯死可伐不可赦宥外，其余从犯纳款出降者，许诺免罪，各安家业。
土司的一般犯罪行为，则以“土官有罪，罚而不废”为处罚原则，对其宽宏处理，如元江路总管土司普双因坐赃罪免职，遂纠集蛮兵作乱，元廷被迫恢复其原职。此外，对一些犯罪较轻的土司，在法律上享有被赦免的特权，据《元典章》载，云南境内土司犯互相仇杀、掳掠夷民之罪，若能悔过自新，即可免其罪。
纵观有限的史料记载，可知元代是第一个对云南实行直接统治的王朝，也是国家法首次在云南地区适用与实践。面对云南境内“诸夷杂处”、教化阻滞的统治困境，元代统治者以国家统一作为政治取向，因而云南境内主要适用刑法，土司犯罪行为的惩治在实体法上较为明显，而程序性规定尚未涉及。
明朝，惩治土司犯罪的法律制度更加细化，土司犯罪须经奏请方可提问。明初，规定土司犯罪须经“定议奏闻”,若有司擅自提问，轻则处以杖刑，重则处以徒流之刑。由此，确定了犯罪土司需奏请提问的程序，至成化年间，略有变通。土司犯罪皆需上报奏请，得上级覆准后才可拘拏。然流官不分土司职位大小一律奏请提问，最后因奏请时间太长，久久被搁置，犯罪土司大多脱免处罚。
助长不法土司恣意妄为，云南监察御史王祥遂奏请：“将投附获功土官有犯法者，仍照见行事例具奏拿问。”
王祥奏请区分犯罪土司的身份分别惩罚，将其分为归附有功、纳米等项得授两类。归附或有军职的土司，一律需奏请问拟。若土司因纳米等项得授的，且为六品以下，直接由地方法司拘拏，依流官律处罚。可见，提高司法效率，得明廷采纳。
明代是土司制度趋于完善并达到鼎盛的历史时期。国家政权加强对云南土司权力的控制，逐渐完善土司的奖惩制度，以达到以供“驱调”的统治目的。同时，为实现封建大一统，明朝对土司的惩罚、奖励、朝贡、承袭、升迁的等重大事项保留绝对控制权，只能由国家法规定，受国家法调整。
在云南地区，国家法不断推行适用，对云南土司的法律治理特点体现为二元化，这种法律治理模式，体现了明朝统治者期望中央集权统治与地方“因俗而治”达到平衡状态，且这种状态是不以失去对地方主权为代价。在笔者看来，明朝是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为清王朝进一步完善土司奖惩制度的体系化、制度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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