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6日下午4:00-6:00，王天林老师在书德楼111教室为法学院的同学做了《谣言治理的原则共识与权力边界》为主题的讲座。这是王老师今年在《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以下简称《清华学报》）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三年前，王老师就在法学院做过同一主题的报告。这次是结合对原文做出重大修改的发表版而做的。
《谣言治理的原则共识与权力边界》是王老师在疫情初发之时应《清华学报》的约稿而写的一篇重量级文章，于2020年暑假期间完成初稿。得到《清华学报》首肯，也通过了两位匿名专家的外审，但由于话题的敏感性，且全文主旨都在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鸣不平，不便发表。于是一压就是三年多。疫情结束后，《清华学报》终于表态刊用。全文共28000多字，引注有200多个，占用24个页面，是王老师所写的单篇文章中，下功夫最大，耗费气力最多的一篇文章，一定能再次载入学术史！
王老师先以公共治理研究中的信息治理引出谣言治理的主题，将其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之下予以探讨，并在结合国际社会为应对疫情的蔓延做出的种种努力之后，指出对涉及区域性或一国范围内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公共安全的谣言治理，不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内国法之下的治理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整个人类社会来应对的问题。其间，王老师还以他的文章为例，分析了主题与一二三级标题之间的关系，让大家学会看懂学术论文并尝试写作学术论文。
王老师认为，我们之所以对谣言的治理存在失误，根源在于我们对于谣言的认识还不到位。因此，界定与分析谣言的含义、特性、危害与功能，是正确认识并进而治理谣言的前提与基础。王老师指出，基于谣言的危害性，必须予以权力干预；但基于谣言的或真性，又必须予以克制。在干预与克制之间，如何抉择，是一个令人倍感棘手的问题。《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道，则不成器；而无器，又无以载道。这里的道就是原则，器则是监管治理之术。须知，凝聚共识的道之原则比单向监管的器术之策更为重要。为使谣言治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防止权力干预过度而破坏社会秩序，必须形成并坚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共识。在此基础之上，厘清治理的权力边界，并使必要的权力干预具备合法性要件。唯此，才能为人类社会应对关涉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积极经验。
这些共识是：坚持推定真实前提下的引导疏导原则、坚持信息多元化之下的包容原则、坚持真假未明时的审慎克制原则、坚持思想市场建设对虚假乃至错误言论的容忍与保护原则。
王老师用密尔《论自由》中的观点指出，国家对谣言进行权力干预时，也必须有其边界和范围，至少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遇专业技术性意见时止步；二是遇真假未明时止步；三是遇风险未知时止步；四是遇风险未知时止步。王老师认为，以上任一条件的欠缺都可能导致权力干预越界，构成权力滥用。在边界之外，便是谣言生存的空间。在明确了对关涉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进行治理的权力边界之后，如果有些谣言的确有“实质恶意”，且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么，对其进行治理，予以相应的权力干预就是必要的。
最后，在结语部分，王老师借用阿甘本之“例外状态是治理的典范”之观点指出，此次因新冠病毒所引发的波及整个世界的疫情，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无疑都构成了紧急状态。有紧急状态，就应有紧急状态的应对之策。而处理紧急状态的表现比应对日常状态的表现更能凸显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如今，虽然新冠疫情的肆虐已然过去，但因其它病毒而导致的疫情可能还会出现，“信息疫情”的出现也将会不可避免。无论是公权力组织还是领导者个人，在应对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紧急状态时，首先要彻底摒弃条件反射般的维稳思维反应，汲取以前对信息传播肆意干预所导致的严重教训；其次要以为人民和国家负责的职责担当，在谣言治理上遵循基本的法治原则共识，恪守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持续求索，方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唯此，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途中，为人类社会探索出应对关涉重大公共危机的谣言治理可资借鉴的积极经验。
王老师的讲座站位高远，观点鲜明，旁征博引，论证严密，气势恢宏，聆听过程中有涤胸荡气之感！如今文章虽然已经发表，但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等网站还是不敢转载，只有超星期刊网和维普期刊数据库予以转载，可见其文章的锐气，对于官方肆意打击谣言的惯性做法有多么大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