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会治理学院悦读书社举办读书分享活动，聚焦唐代“戴胄依法驳君案”，探讨古代法官在皇权干预下如何坚守法律底线。
案件发生于贞观年间。唐太宗为整顿吏治，发布敕令：凡伪造做官资历者，不赦免且须自首，否则处死。不久，有一人伪造资历败露，按敕令当斩。但大理少卿戴胄依据《唐律疏议》，判为流刑。唐太宗大怒，认为戴胄违背诏令。戴胄从容回应：“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主张陛下发敕令时是一时之怒，而法律是国家公信所在，若敕令凌驾于法，将失信于天下。唐太宗最终被说服，称赞戴胄“用法能如此，朕复何忧”。
讨论环节，同学们围绕敕令与法律的效力层级、法官如何应对行政干预、古代“依法治国”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交流。大家认为，本案体现了唐代法官员在面对君主权威时，以法律理性和职业勇气维护了法律尊严。有同学指出，戴冑的成功同样依赖于唐太宗的明智与纳谏，若逢昏君，结果可能相反。另有同学对比现代法治中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认为古代依赖个人品格的模式虽有闪光之处，但缺乏稳固的制度保障。
指导老师表示，通过具体案例观察法律与社会的互动，有助于理解法治精神中“法高于言”的核心原则。老师进一步指出，戴胄案告诉我们：法律的权威不仅在于条文本身，更在于有人敢于在权力面前为法律辩护。书社后续将继续开展经典案例读书活动。